政府为何接二连三鼓励“互联网+”返乡创业?

政府为何接二连三鼓励“互联网+”返乡创业?

6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提出,引导和鼓励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渠道下沉,带动返乡人员依托其平台和经营网络创业。

事实上,这并非第一次将农村互联网创业一事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理清这一话题,避不开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互联网+”行动计划,而第一个方向重点着落在电商(创业)上。

“互联网+”政策完善推进返乡创业

在4月份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5年电子商务工作要点》的通知明确提到:

促进农产品流通和农村电子商务应用。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支持电子商务企业、供销社、邮政以及大型龙头流通企业建设改造农村电子商务配送及综合服务网络,促进电子商务在工业消费品、生产资料下乡和农产品、特色产品进城双向流通网络中的应用。加大农村商务信息服务工作力度,扩大服务范围,建立完善农产品网上购销常态化对接和卖难预警救助机制。多渠道培训农村电子商务从业人员和消费群体,支持农村青年和返乡大学毕业生网上创业。与主流媒体合作宣传推广农产品电子商务典型案例。

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要着力完善农村、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环境,研究制订促进政策和措施,推动农产品电子商务规范有序发展和农村商务信息服务普及应用。

5月份,国务院发文《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中给出相应举措:

1、营造宽松发展环境:全面清理电子商务领域现有前置审批事项。合理降税减负、加大金融服务支持、维护公平竞争。

2、促进就业创业:鼓励电子商务领域就业创业。研究鼓励符合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在境内上市等相关政策。

3、推动转型升级: 推动传统商贸流通企业发展电子商务。鼓励有条件的大型零售企业开办网上商城,积极利用移动互联网、地理位置服务、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提升流通效率和服务质量。

4、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加强互联网与农业农村融合发展,引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等现代管理理念和方式,研究制定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意见,出台支持政策措施。

5、推动电子商务走向海外:抓紧研究制定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也就在5月初,李克强总理中关村创业街一行将“互联网+”的创业热潮,带到了新的沸点,并在一个月后,发布《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互联+”的创业配套服务,与之对应的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推进大众创新创业要坚持市场导向、加强政策集成、强化开放共享、创新服务模式。

直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在五项任务中的第三条明确:

鼓励输出地资源嫁接输入地市场带动返乡创业。鼓励农民工等人员发挥既熟悉输入地市场又熟悉输出地资源的优势,借力“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现代商业,通过对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绿色农产品等输出地特色产品的挖掘、升级、品牌化,实现输出地产品与输入地市场的嫁接。

加强基层服务平台和互联网创业线上线下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深化和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工作,推动信息入户,引导和鼓励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渠道下沉,带动返乡人员依托其平台和经营网络创业。

半年下来,这次带着“互联网+”元素返乡创业的《意见》备受争议。这一话题不仅使人联想到2013年曾一翻激烈讨论的“互联网创业,逃离北上广”。但此次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又有另一层深意。

“互联网+”在GDP增速放缓情况下,“促就业”作用明显

创业离不开就业的讨论,而就业又避不开与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讨论。

政府为何接二连三鼓励“互联网+”返乡创业?

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下降了18个季度,从12.1%下降到6.9%。中国GDP增速已是近20年来最低,预计2015年二季度会更低。有相关统计称,1%的经济增长率会影响到超过上百万的就业岗位。因此,大家很容易将国家支持返乡创业,理解成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一大举措。

尽管GDP在总体增速在下滑,但第三产业是趋于稳定的。所以,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称,我国社会就业率与GDP呈现了此消彼长的“历史奇观”。对此,媒体认为互联网,特别是电商、O2O带来的就业机会不可忽视。

拿上门O2O来说,互联网经济已经把就业的概念从集体劳作生产的就业改变为个人原子化的就业,其就业空间和创业空间是传统产业所无法比拟的。作为一般的消费和服务而言,那些贴近平常百姓的衣食住行的行业,会慢慢在互联网上集聚成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对夫妇,哪怕一个人,无论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不离开家门,就可以用一台电脑作为实现就业的工具,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各地跨省务工人员在近几年不断减少。

此外,互联网经济带来的联动就业恐怕更为可观。随处可见,近些年大量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快递物流人员就知道了,几辆电动车或者三轮车的投入,围绕一两个小区就能解决三五个人的就业。当然,目前的互联网经济只是在城市当中密集出现,但它一定也会扩展到小城镇乃至乡村。

政策性鼓励返乡创业,形式大于实质

相信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背井离乡,但因为家乡特别是农村的各项条件比不过城市,创业机制与配套设施都跟不上,要进行“互联网+”创业更是捉襟见肘了,相比之下只有自然资源优势。

因此,政府在循序渐进的进行全民创业政策鼓励的同时,在基础设施投入、金融、财税方面的补贴也不能落下。

关于此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媒体选取了一部分微博网友的看法――

@张伟jim:揭露了一个问题:经济下滑,制造业大规模失业。同时失业农民多数没有返乡,而是留在城市找机会,有的干等,有的打牌混日子。城市大规模流民,是社会动乱的温床。政府也没有好办法,先从政策引导看看。不行的话有狠招出台。

@昆仑霞客:工业需要发展,把农民绑在土地上;城市需要发展,把农民赶进城;国家富起来了,城里好起来了,你们都回去自己靠自己吧。

@顶梁柱老爸:国家政策思路肯定没问题,关键是要有具体扶植政策。都在城里,留着老的、小的和荒掉的田地,绝不是方向。

@旁观者清-王磊:一个普遍性的政策要考虑大多数人。个人的不懈努力尚且大浪淘沙,创业的成功概率有多少?政府的职责应该是为这些人的就业提供支撑,否则是南辕北辙。

@那叫一个张:另一种形式的“上山下乡”运动。

至于成效会如何?

@旭饶工作室:然并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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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全民创业热潮背后暗藏三大危险

警惕!全民创业热潮背后暗藏三大危险

当我们在高歌猛进之时,也恰恰是最容易忽视风险、最容易麻痹大意的时候。长江商学院的这篇文章,站在冷静而理性的角度,阐述了全民创业无法回避的三大问题,如同“盛世危言”警醒创业者:从“创业潮”到“创新潮”,需要的是少一点急功近利,多一些敬畏和智慧。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让“弯道超车”的创业商机俯拾即是。在政策的扶持下,全球各地的孵化器、创业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资本市场上,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创业板和新三板更是将创业前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毫无疑问,今天我们已经开启了大众创业的新时代。去年上半年,仅中关村新创办的科技型企业就已经超过9000家,平均每天诞生49家。这个数字比2013年的6000家高出了1.5倍。用百度创始人李彦宏的话来说,现在有各种各样的VC在百度大楼旁边的咖啡馆里长期驻扎,天天和百度的员工谈,想把他们忽悠出去创业。

然而,全民癫狂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危险。在这场创业者的饕餮盛宴渐入高潮之际,其实也正应该是宾客们坐下来思考创业的本质的时候。如果“大众创业”不能够带来“万众创新”,那么杯光酒影、觥斛交错的热闹过后,或许不过是一场浮华。

全民创业活动中体现出的大众化、同质化和空心化特征是今天的许多创业公司无法回避的三个问题。

大众化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将企业家精神定义为五层含义:第一,首创精神;第二,成功欲;第三,甘冒风险、以苦为乐;第四,精明理智;第五,事业心。可以说,“企业家”具有丰富的内涵,对各方面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美国,每年大约只有4-6%的新生创业家。即使是在这个被认为富有创业精神的国度,企业家作为一种职业,也只是少数人的专利。

今天在中国掀起的全民创业浪潮,正在将这项原本专属于精英的活动全面大众化。然而,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决定了它不是一种大众属性。激增的创业活动背后如果没有相应水平的企业家精神作为支撑,就可能是随时会幻灭的海市蜃楼。

全球观察创业组织(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每年都会对各国的创业活动进行监测和调查。根据GEM公布的报告,近年来中国的创业活动覆盖率连年攀升。2012年,中国18-64岁的人群在新创企业中工作的比例约为13%。这个数字在2013年是14%,在2014年则达到了15.5%。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群中识别出商业机会的比例并没有提升,对自身能力抱有信心的比例却从2012年的38%下降到2014年的33%,有了明显的下滑。

创业是企业家在识别商业机会的基础上,用实际能力将其转化为商业价值的过程。但是失去了“发现机会”和“把握机会”的能力――这两个创新活动中最核心的要素作为支持,我们更愿意相信近两年来的创业热是出于对资本的追逐和潮流的跟风。

另外,创业作为一种成功率极低的高风险活动,本身也不具备大众化的属性。根据2013年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全国内资企业生存时间分析报告,近五成的企业年龄在5年以下,企业成立后第三年死亡率达到最高,达到9.5%。

更近的数据也传递了相似的信息。第三方网站IT桔子通过公开数据的统计发现:创业项目能够得到天使轮、A轮、B轮、C轮、D轮投资的比例分别是49.8、50.6、13.4、4.8、1。也就是说,可以进入A轮的50个项目最终只有4.8个能进入C轮,1个能够进入D轮。鉴于很多早期项目在获得种子轮或天使轮融资后,出于保密的需要而绝大部分都选择不对外公开,以及很多早期项目都是由创始团队自己掏钱启动的,这部分“隐性天使”并不在媒体的统计范围内,因此从天使轮到C轮/D轮投资的淘汰率还应该远远更高。

甘于冒险是企业家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条,但绝不是普罗大众所具有的特质。创业活动的特点几乎决定了今天的全民创业会变成明天的全民失业。

今天,这么多人之所以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创业大潮,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活跃的资本和扶持政策在短期内大大降低了创业失败的成本和风险,为创业者们建造了一个安全、舒适的温室。于是,原本不想创业、不适合创业的人也纷纷加入创业军团,享受这最好时代的美宴。

但是,一切脱离本质的因素都是难以持久的。热钱终究会散去、风口也有转移之时。当温室里的花朵不得不面对自然的严酷时,今天过度创业的繁荣景象恐怕就免不了被打回原形了。

同质化

第二个问题是创业内容的同质化。中国的创业者们从来就不缺乏敏锐的嗅觉,对于“热点”和“风口”的把握并不逊于任何人。在某些领域,随着创业者蜂拥而上,就陷入了“一热就进,一进就死”的怪圈。

Groupon成功之后,国内的团购网站一度多达近6000家。在一场轰轰烈烈的“千团大战”后,存活率仅为3.5%。业内翘楚美团等也只是在2013年底才实现微利。

可穿戴概念火了之后,全国有上百家公司在做手环,直到小米进入了该领域,其他品牌几乎都消声匮迹了。

在热门领域里,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要远远大于需求。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年P2P网络借贷数据报告》,截至去年年底,P2P平台有1761家。而2014年全国P2P网贷日均参与人数为7.65万人。也就是说,摊到每个平台上的参与者仅为43.44个,比一些规模较大的创业团队人数还要少。

而艾瑞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国内手机应用超过400万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平均每个手机上安装的App数量仅为35个。这也就不难理解在400万个App中,僵尸应用占到了八成之多。

其实,在新技术发展的初期,大批创业企业涌入一些热点领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美国汽车工业在开始之初有2000多家汽车企业。在网络经济蓬勃发展的2000年,仅在硅谷就聚集了超过132万就业人群。但是,比起“所有人做同样的事情”,更危险的是“所有人用相同的方式做事情”。红海里催生不出令人激动的创新,反而充斥着同质的竞争。

以手游行业为例,第三方网站游戏葡萄整理了大量创业团队的产品后发现:这些产品中“和某产品很像”的占33.8%,“借鉴了国内游戏”的占22.1%,“借鉴了国外游戏”的占15.8%,而真正有原创性的游戏不到三成。

无论在哪一个行业,大量同质化产品的出现必然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竞争如果不是以产品质量和用户体验为基础,就很容易走进价格战的恶性循环。从国内曾经的MP3乱战,到衰落的光伏产业,再到如今依然在价格战死胡同里苦苦挣扎的山寨手机,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例子。在这些同质化程度高的行业中,难以产生赢家。

其实,即使是在同一个领域里,企业也可以占据价值链上的不同位置,或定位于不同的细分市场。硅谷的创投教父彼得・蒂尔曾说: 互联网的核心是垄断而非竞争,创业公司应该去找到一个细分市场并垄断之(Pick a small market and dominate it.CPeter Thiel)。与其在浅滩中与同质的竞争对手撕杀、两败俱伤,不如深耕一处细分市场,与异质的伙伴一起形成共生、互生的良性生态圈。这需要整个创业者群体的智慧和默契。

空心化

创业也好,创新也罢,理想的结果是成就一批伟大的企业。但是今天大众创业的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职业经理人的缺乏。

国内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另立门户、加入创业的大潮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坊间流传着一张互联网创业圈派系的名单:据不完全统计,来自阿里、腾讯、百度等11个互联网大公司输出了400多位创业者,并且这个数字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大。这些创业者离职前在公司中担任中高层要职,是职业经理人中的中坚力量。

窥一斑而知全豹,互联网公司的巨头尚且如此,新创企业要留住优秀职业经理人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企业内的人员流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一定比例的高管离职也并不奇怪。在国外,就有互联网企业(如Facebook、Google)员工功成名就后离职创业的惯例。但是,创业活动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集中、大规模地侵浸到各个阶段企业的各个层级的员工群体中,激起他们心中暗藏的冲动。企鹅智库近期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职者中,51.9%的市场人员、51.4%的管理者、48%的技术人员、46.8%的高管和41.1%的文职人员都有创业的想法。对创业的蠢蠢欲动并非个案,而是几乎覆盖了各个层级和所有职能。

当一个企业中将近一半的员工(包括高管)都想出走创业,意味着什么?Facebook如果在中国,其前100名高管可能早就离开,变成了100个Facebook。Facebook也就走不到上市的时候,更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伟大企业。

创立企业不易,成就企业更难。要把企业发展壮大,光靠运气、关系和企业家个人的胆识远远不够,还要依赖优秀职业经理人的作用。中国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匮乏是业界的共识,这当中的原因很复杂。而“人人都想当老板”是其中无法忽视的一条。

中国并不缺老板,缺的是能够在老板的公司里安心扎根、施展才华的管理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业企业遍地开花,但伟大的创业企业寥寥无几也就不难理解了。人才的流失导致创业企业的空心化,而这绝不是光凭时间和耐心可以解决的。

结语

我们不是反对创业,更不是抹灭那“万一实现的梦想”。事实上,在今天新技术来袭的环境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期盼在中国诞生一批伟大的创业企业。

只是创业和创新是两回事。创业本来就是“九死一生”,而大众化、同质化和空心化的创业就可能是“万死一生”了。这倒真的是应了那“万一”实现的梦想。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大潮退去后,我们不希望看到曾经寄予厚望的弄潮儿原来只不过是在裸泳。而从“创业潮”到“创新潮”,需要的是少一点急功近利,多一些敬畏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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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刷单调查:量级达百万 淘宝交易近20万账户

Uber刷单调查:量级达百万 淘宝交易近20万账户

在以烧钱著称的O2O领域,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有一本刷单与反刷单的心酸史。而滴滴、Uber等出行平台,凭借一天烧几千万美元的高姿态,成为近两年最被刷单者所热爱的行业。

职业刷单人告诉媒体,Uber、滴滴、一号专车等APP刷单手段大同小异,但是Uber补贴最高,所以基本上他和他的同行都在刷Uber的单,也会建议“客户”刷Uber的单。只有在滴滴提供高补贴或者早晚高峰的时候,才会兼职一下。

这也佐证了近期围绕Uber在华日订单量所产生的种种质疑。Uber 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宣称Uber在华每日订单量接近100万单,但外媒却纷纷质疑Uber的假订单造就了数字的虚假繁荣。

而调查发现,Uber的刷单情况的确十分严重,仅淘宝一个渠道,就买卖了20万左右的Uber乘客账户。而淘宝订单主要是以小散用户为主,更多大量批发的用户是通过电话、QQ等私下接洽完成。通过刷单所产生的虚假订单总量,预计将达到百万量级。

泛滥的Uber刷单交易

“一周开满70单,保底收入至少7000元,再加上新车主补贴、早晚高峰补贴等,月收入轻松过三万”。四月份以来Uber为吸引车主,所给出的补贴力度,让烧钱鼻祖滴滴快的都觉得瞠目结舌。

司机李先生,原本是小公司职员,后来发现Uber一个月的收入超过自己工资收入,就辞职做Uber全职司机。Uber平台上,像李先生一样的人很多。凭借高补贴和低价,在中国市场远远落后于滴滴的Uber打了一场漂亮的追击战。

但是车主大量涌进的同时,Uber也迎来了大量的刷单水军。媒体在淘宝上,用“Uber”和“优步(Uber中文名)”两个关键词做搜索,发现出现的几乎都是账号买卖和刷单的信息。涉及到Uber乘客和司机账号买卖的淘宝链接,超过两百个,排名靠前的总成交量都在1万4千左右。并且大部分的店铺都有一个优步“交流”QQ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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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在淘宝店铺“Uber车主之家”和“FISH小店”上分别买了一个优步乘客白号账户,店铺在提供包括Uber和支付宝账号、密码以及手机验证码在内的一条龙信息外,都附赠了一套刷单教程。

Uber白号被认为是刷单必备,由于没有乘车纪录,能获得30元的新乘客优惠券。刷单时,如果车费在30元左右,能以几乎零成本的方式获得Uber补贴,按照目前北京高峰期2.5倍的补贴来算,一单就能获得百元的收入。

“Uber车主之家”客服告诉记者,有不少用户都是100个甚至500个账号批发购买,也有用户问能不能买账号自动生成器的,但是这种容易出现因为“毒针”。淘宝上也有更便宜的,但需要注意不要买到停机空号,容易被检测到封号。并且客服“反复告诉记者不能用一个账号刷同一个司机两次,刷单次数最好控制在10次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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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以每个账户刷单5次来算,光“Uber车主之家”一家店铺就已产生5万次的刷单量,而在淘宝上,和“Uber车主之家”在一个量级的淘宝店铺至少有15家,保守来算也有超20万个Uber账号在淘宝上被出售用于刷单。而一些店铺中还指明大量批发请加QQ或者微信,也就意味着有些大订单绕过了淘宝体系,通过其他方式达成。

花样百出的刷单手段

QQ群也是刷单信息聚集的地方,直接用“优步、滴滴刷单”作为群名的QQ群就有几十个,几乎都是以城市作为区分,北京、杭州、武汉、南京等地都有自己的专属群。而以全国为名的刷单群,人数几乎都接近2000人。

“求扎针(刷单)”、“求护士(刷单人)”、“有大量手机号可卖”、“卖乘客白号、司机白号和老号”,以及“刷单教程,绝对无风险”等等刷单信息是QQ群中永远的主题,还有各种经验传授,刷单最佳方式的讨论。

虽然刷单被统称为“扎针”,但是这其中的方法和诀窍多得超乎想象。

最简单的一种是由同事和亲朋好友帮忙刷单,所以这种刷单是偶发性行为。如果想长期问题刷单,需要找职业刷单者。一个中型刷单团体,手中的Uber乘客账号都在3万个以上。

专车司机王先生告诉媒体,职业刷单者帮刷,方法也不同。有的是刷单团队会真的在车上坐车,一行四个人,各自有多个账号,短途距离依次“上下”车,一天下来能迅速把订单数刷上去。另一种就是刷单团队有虚拟运行设备,可以不坐车也能刷,只需要告诉他们车牌号和位置,他们会钉到你,然后虚拟跑一段,形成订单。

除了职业和非职业的帮刷之外,自刷的方法也占据了大半个江山。通常刷单者会购买一个可以修改串号的手机,或者拥有多个手机,同时登陆多个乘客账户和司机账户,自己给自己扎针。有刷单者通过这种方法,一周收入能达到2万左右。

更令人惊讶的是,即便是没有车,也能去刷Uber补贴。一种方法是QQ群和淘宝里有卖司机账号或者资料的,另一种方法就是找代办账号的人,PS驾驶证等资料来注册账号。

另外就是由职业刷单人提供一条龙服务,只需要提供司机账号密码,其他都由电脑虚拟操作,虚拟定位、自动行驶接单、乘客端自动下单全自动解决。

司机们的亦喜亦悲

对于刷单,司机们的态度各不相同。多位司机都表示,自己有过刷单行为,但是刷单的理由也各有不同。

上面所提到的林先生就是一位刷单常客,他告诉媒体,刷单是因为一方面来钱快,完成任务快,另一方面就是觉得真得跑足任务量,自己的车恐怕两年之内就有10万的行程了,折旧太快,觉得不合算。

他告诉媒体,之前刷单的特别多,基本上大部分司机都会刷单,Uber也睁只眼闭只眼。现在Uber规则变化了,刷单不划算了,尤其是找人“扎针”刷单不划算了,所以他现在就只自刷了。

Uber的李先生和王先生,属于偶尔刷几单凑任务的司机,他们的理由大体相同,都是认为现在Uber补贴定的任务量越来越高,一周85单意味着除了限行那天,一周6天都得出来工作,每天要拉15个左右的乘客,工作时间在12个小时左右,所以想减轻点压力。

但也有司机对刷单的行为非常抗拒和反感,觉得自己辛苦拉单最后还不如这些钻漏洞的人赚的多,而如果因为几单刷单被封号也是得不偿失,还不如辛苦一点。

他们觉得最新的补贴规则虽然钱没有原来那么多了,但是勤奋一点,一周也能达到5000多,这种方式对真正工作的人更为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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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刷单还是不刷单的司机,都对派单规则变化后误接到刷单数量猛增的现象表示不满。按照Uber最新的补贴规则,拿到翻倍鼓励,除了订单数要达到之外,完成订单比例也要达到60%才行,而刷单取消订单行为,大大拉低了他们的完单数。

作弊与反作弊的拉锯战

对于刷单行为,被刷的Uber恐怕也是爱恨交织。一方面刷单在某种意义上繁荣数据,为融资添柴加火。另一方面运营平台被骗走真金白银,降低了对用户需求的认知。针对猖獗的刷单行为,Uber也在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反作弊规则。

本周Uber更新了自己的补贴规则,由上周的85单至少6000元的保底补贴,变成了基础车费翻倍的补贴。派单规则也从派单给最近的人,变为小范围随机派单。

所带来的变化就是扎针难度变大,刷单人的订单容易被派给非刷单司机,产生多次取消行为后,会被系统读取封号。而补贴规则的变化,让原先单纯刷订单数量的行为失去了意义,如果订单金额低,即使单数达到,也无法获得高补贴。

除此之外,Uber最新更新版本中还加强了封号的力度。小距离单过多、虚拟运行、搭乘同一司机两次,同一个手机登录不同账号,都容易被封号。而且封号常以封手机串号的形式出现,一旦串号被封,无论手机登录哪个账号,账号都会被封。

Uber新规则出来之后,刷单现象的确有所减少,一方面是获得补贴的难度和力度都比不上从前,另一方面是封号的严厉程度远超从前。但是刷单的世界,总是不断有人因为利益加入进来,而老手们和职业刷单人们也总能找到新的漏洞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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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基础车费,刷单者给出了一个不同时期刷单的最佳金额, 保证在补贴上限内获得最大收益。派单的规则变化,他们建议司机在偏僻地方进行刷单。封号力度加大,他们加快了乘客账号的更新,并且兜售能改串号的手机和软件。

业内人士告诉媒体,反作弊的技术,Uber完全具备。但是现在行业的数据还不够大,不够聪明,如果把控太严,误伤率会大大提高,影响用户体验,所以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努力地找到一个平衡。

另外一方面企业也很难对刷单行为进行大力处罚,最狠的手段不过是封号,没收所得,难以震慑刷单行为。

互联网行业律师赵占领接受采访时表示,刷单主要属于违约行为,平台可以基于合同对其进行处罚。但是很难构成违法,即便是违法,也属于民事诉讼,没办法上到行政和刑事诉讼层面,付出回报不成比例,所以公司目前都很少采取这种手段。

刷单与反刷单之间的猫鼠游戏,最核心是补贴和利益。但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对市场的培育,都决定了补贴都还将持续较长时间,而这场拉锯游击战也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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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家居市场交火,苹果(ios app开发)和谷歌谁KO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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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Nest制造了可连接互联网的恒温器。接着,Nest推出联网烟雾报警器。有了开发家庭监控摄像头的想法之后,Nest便收购一家云视频监控公司,并让Dropcam摄像头――现在称作Nest Cam――连接其他Nest产品。作为被谷歌纳入囊中的公司,Nest正在智能家居市场逐步涉足智能家居的各个方面,来扩大其品牌影响力。但Nest高级产品经理格雷格・胡(Greg Hu)认为,Nest无意全面覆盖智能家居市场。

因此,Nest正与母公司谷歌合作开发一整套软件开发工具,旨在让外部开发者利用这些工具自主开发“物联网”设备。在上月举行的谷歌I/O开发者大会上,谷歌高管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正式公布该项目。他详细介绍了全新的物联网操作系统Brillo和通信协议Weave。

格雷格表示,Nest和谷歌正在开发一套完整的软件和服务,所有人都可以用来开发联网洗衣机、联网车库门等联网设备。

“对于希望打造联网产品的开发者,它提供了所有基础开发工具。”格雷格说道。目前,谷歌预计将于今年底发布这套物联网开发工具。

从智能手表到照明系统,很多公司面向热门的物联网市场推出硬件产品。但这是一个分散的市场。尽管Nest推出了三款可相互通信的设备,但多数物联网设备还无法无缝通信。

智能联网设备本应该营造这样的环境:家中所有设备都可以相互连接,起床时,电灯可以自动开启;开车到家时,车库门可以自动开启。利用Brillo、Weave及其它工具,Nest和谷歌现在正朝此方向迈进。

显然,它们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打算的公司。

封闭对战开放

由谷歌的地方,通常少不了苹果。借助Homekit项目,苹果正在循着相似的方向前进。不同的是,苹果和谷歌依然秉承着永恒的差异:封闭理念对战开放理念,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苹果要求开发者打造能够配合自家硬件和软件工作的产品,而谷歌则让开发者自由发挥,不受约束。

可见,Homekit类似于iOS,而Brillo类似于Android。实际上,Brillo就是一款基于Android的系统。

“你不一定要使用这套工具中的谷歌服务,也不一定要使用其中的Nest服务。你可以自己选择。”格雷格表示。

当然,谷歌也不是那么大公无私,其创建该体系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安卓手机以及Nest产品的普及。这一套体系能够以独特的方式配合安卓操作系统以及谷歌应用商店运作,进而将开发者吸引到谷歌的生态系统中去。但格雷格坚称,这套工具将独立于Nest硬件和其他谷歌设备,消费者可以通过iPhone和Android手机自由控制Brillo设备。

以家庭为中心

目前,Nest已经提供了API接口,旨在让外部开发者通过互联网连接Nest恒温器、烟雾报警器和摄像头。通过Nest设备的通信协议Weave,谷歌能够为其他设备厂商提供更多的选项,使得第三方厂商的设备可以配合Nest产品使用,它们彼此间也可以利用建立在Thread技术之上的无线低功耗网络进行通讯。

目前的局面是,如果采用谷歌的技术,起码开发者能够不受约束的自由发挥;而采用苹果的技术,无疑会被严格约束在苹果自己的生态圈中无法自拔。

“这不是强迫开发者使用自主应用的生态系统。我们不会选择中心化。”他说。

有些人认为,中心化服务可以提供一站式管理。但是,这就等于你把一切寄托于一家公司。无论怎样,苹果和谷歌的不同理念在智能家居领域再次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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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手机(手机app)“一路向西” 谁能让印度市场着迷?

国产手机(手机app)“一路向西” 谁能让印度市场着迷?

Hi,你能在中国帮我买到 Mi 4 吗?

前几天打开 Facebook,突然收到很久没联系的一个朋友发来的消息。两年前认识 Waris 时,他拿出一部三星手机让我帮忙拍照;大约半年后我看到他在 Facebook 上更了一条状态,大意是刚做成一笔生意,奖励自己买了一部 iPhone 5s 和 iPad;现在看来,这位印度青年应该是迷上了小米。

继 4 月底,雷军在小米 Mi4i 印度专场发布会上用“Are you OK?”问候印度“Mi Fans”之后,最近小米又在印度开启新一轮宣传攻势,这一次他们没有选择惯用的网络营销手段,反而是买了 6 家报纸的广告版面,日前 Hugo Barra 还在 Twiiter 上展示了他们在《印度时报》上的整版广告。

国产手机(手机app)“一路向西” 谁能让印度市场着迷?

从去年 7 月闯入印度市场到现在,小米已凭借 4% 的市场份额成为印度智能手机市场排名第 5 的品牌,不论是 Hugo 还是雷军都曾不止一次提到:

今年,印度是小米最大的海外市场。

看中印度的不止小米一家,在国内智能手机市场趋于“红海”之时,魅族、酷派、联想、OPPO 等国内手机厂商也都将目光转向海外,且几乎都把隔壁的印度当做了首选。当然,印度也绝对有足够大的潜力。

研究机构 Bernstein Research 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India: The Next China for Smartphones)预测,未来 5 年印度的智能手机出货量会呈现翻倍增长,且将超越美国,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分析师 Mark Li 表示,这一预测一点也不夸张,目前印度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只有 30%,拥有足够的竞争空间。

然而,当所有厂商都看到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巨大潜力时,激烈的竞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简单粗暴的价格战

尽管目前三星仍是印度手机市场数一数二的品牌,但现在他们不得不时刻准备着应对中国手机厂商带来的压力。本周五,小米将 Mi 4 的价格下调了 5000 卢比(约合人民币 489 元),随即三星就把 Galaxy Grand Max 下调了 6000 卢比(约 586 元)。

三星和印度本土手机厂商 Micromax 暂时还能继续占据第一、第二的市场份额,但二者之后第三的位置则经常在换,据《印度时报》称,小米和摩托罗拉是这个行列最大的竞争者。

另外,印度智能手机市场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平均售价较低,通常不超过 100 美元。Bernstein Research 的报告称,印度 2014 年卖出的智能手机中超过 40% 售价都是 100 美元以下,所以低价机型仍然是打入印度市场的首选。

这一特点对善长“性价比”的小米来说无疑是很大的优势,但相继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兴、酷派也是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

不得不重视的实体店

虽说小米是主要依靠网络渠道模式进入印度市场的,但事实上印度智能手机市场中,线下零售店才是主要销售渠道。印度的网络普及率有限,约 70% 的印度人口仍然居住在网络欠发达地区,这些人只能在线下零售店购买手机。

因此,在变换宣传模式,购买报纸或电视广告的同时,小米在印度的销售模式也将作出调整。《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小米目前也正在与印度几家知名线下手机零售店谈合作。

零售店依然重要这个特征,给了 OPPO、金立等主要靠实体店或运营商渠道销售的中国手机厂商继续在印度扩张的机会。事实上 OPPO、金立的部分机型近几年都曾被在印度人最喜欢的手机 Top 10 之列。

“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加

一加在印度市场的出货量,跃居一加海外出货量最高的国家,这件事曾让刘作虎感到很意外。没有遵循上述“低价”、“实体店销售”这两个印度智能手机市场主要特征的一加,也在印度市场找到了一片天地。

据刘作虎透露,一加是以和亚马逊达成独家合作协议的方式进入印度市场,但其在印度市场的收获还有赖于此前在美国欧洲打下的品牌基础。此前,刘作虎在接受爱范儿采访时也曾表示,印度会是一加重要的海外市场。但一加的定位比较明确,他们还是希望一加在印度市场中扮演中高端机的角色。

无论以何种姿势,中国的手机厂商似乎都已喊出要向印度“进军”的口号。最终印度人民会买谁的账?

We will wait and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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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再迎政策利好:超5000家企业将获益

  跨境电商出口征税退税的流程将迎变革。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涉及跨境电商通关、检疫检验、税收、支付和金融五大方面。《意见》中提到,将继续推进出口跨境电商增值税、消费税退税或免税政策。在出口跨境电商人士看来,新政出台意味着未来出口税收改革迎来新契机,出口退税或将实现“不征不退”,在简化流程的同时降低企业税负。

  再迎新政

  《意见》已经是今年5月以来出台的第四道政令。与此前几道政令不同的是,《意见》更加针对跨境电商。《意见》中提到,为促进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意见》从优化配套的海关监管措施、完善检验检疫监管政策措施、明确规范进出口税收政策、完善电子商务支付结算管理及提供积极财政金融支持等5个方面给予跨境电商支持措施。

  其中,在完善检验检疫监管政策措施方面,《意见》提出对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商品实施集中申报、查验和放行。在完善电子商务支付结算管理方面,《意见》提到要稳妥推进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鼓励境内银行、支付机构依法合规开展跨境电子支付业务,推动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

  记者统计发现,从5月15日商务部发布《“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至今,跨境电商行业已迎来包括国务院、商务部及海关总署在内四次政策利好消息。这意味着在未来一两年内,国内超5000家跨境电商平台将从中获得利好。

  税改在即

  有跨境电商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国务院此次出台《意见》所针对的5个方面均为出口跨境电商发展的痛点,但出口征税退税方面存在的问题则更为突出。在明确规范进出口税收政策方面,《意见》提到将继续落实现行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税收政策,按照有利于拉动国内消费、公平竞争、促进发展和加强进口税收管理的原则,制定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张周平认为,我国出口跨境电商一直存在退税难问题。由于跨境电商采用市场采购模式,无法获得增值税发票,商品出口后无法获得退税,同时,企业还有可能再次被征收国内流通税。

  小笨鸟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总裁刘寅对记者表示,伴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传统集货模式逐渐被零散小包模式所取代,但当下的税收政策并不能适应变化需要。另一位跨境电商行业人士直言,做出口跨境电商瓶颈在于税制,“如果税制不变,出口跨境电商不主动缴税、灰色通关等问题很难解决”。

  不征不退

  对于出口跨境电商未来税收变革,张周平表示,未来或将变为“不征不退”形式。据记者了解,根据国家出口退税管理规定,出口货物退税须开具增值税发票,且增值税发票内容必须与出口报关单上的名称、数量、单位等内容一致。不一样的商品将缴纳不同的税额,一般情况下分为13%和17%,而与之对应的退税比例则分别是11%和13%。

  刘寅表示,我国目前没有形成征税退税的生态链。“事实上,很少有出口跨境电商去主动报税,因为其上游生产厂商为节省资金便不主动缴纳增值税,因此也无法提供给出口跨境电商增值税发票,电商平台也无法获得相应的退税。跨境电商报税的意愿当然不高,这也极易导致灰色通关现象。”

  海关总署为改变现状于去年发布了“9610集货模式”和“1210备货模式”,将入境包裹纳入监管。张周平表示,上述两种模式对当前跨境电商具有一定的监管作用,但监管系统还比较粗略,“若国税局同意出口后免于征税,同时简化产品归类,进行系统化操作,当下税收政策会有很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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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卖”模式引发质疑:唯品会遭遇做空猎杀

“特卖”模式引发质疑:唯品会遭遇做空猎杀

  继中石油、新东方、分众传媒、兰亭集势、世纪互联、聚美优品、阿里巴巴、安博教育、龙威石油等在美国资本市场遭遇“做空”之后,以“特卖”电商模式崛起的中概股明星唯品会也正成为美国做空机构的“猎物”。

  从5月12日开始,先是做空研究公司Mithra Forensic Research(以下简称MFR)发布了一篇标题为《唯品会:你们发的财报我们不买账》的研究报告,从收入确认的方法质疑唯品会的财务数据存在问题。

  对此唯品会迅速做出回应并拿出财务报表,此后各大投行相继做出增持评级。不过,MFR在5月29日再次发布信息,抛出了一个新问题,即唯品会在收入确认上到底该采用净额法还是全额法计算的问题。在MFR看来,不同的计算方式将直接影响股票的估值,在全额法计算之下,唯品会2014年收入将是接近38亿美元,而在净额法计算之下,唯品会的收入将是仅仅不到10亿美元。

  对此,唯品会则回应称”MRF做空报告不懂唯品会的商业模式”:唯品会的营收认定方式与阿里不同,或许会给人“营收相当于阿里40%”的错觉。显然,这与唯品会当前采用的商业模式密切相关,唯品会的“特卖”模式到底算不算“寄售”?到底该采用何种收入确认的方法?这一问题,将直接影响到一大批已经在美上市或准备赴美上市的电商网站的未来战略。

  不一样的“特卖”模式

  截至目前,已经超过五家律师所向唯品会发起了集体诉讼,而这五家律师事务所几乎是中概股遭遇做空过程中发起证券集体诉讼的常客,比如美国律师事务所Milberg LLP,美国霍华德史密斯律师事务所(Law Offices of Howard G. Smith)等。

  虽然问题不一,但五家律所几乎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唯品会到底应该按照全额法还是净额法进行收入确认的问题,而追究这一问题的根源,几乎也一致性地来自于MFR在5月29日的做空报告。

  比如,此前做空机构认为唯品会的收入确认方法不正确,其商业模式属于寄售模式(Consignment),按照这样的商业模式,在美国公认会计准则下,收入确认应该按照净额法(netmethod),而唯品会目前则是按照全额法(grossmethod)确认,因此唯品会的收入被严重高估了。

  对此,唯品会方面表示,“唯品会完全符合总额确认销售收入的条件,销售收入有总额和净额两种确认方法,一种是按照销售额,即扣掉税和退货后的毛收入,二是用从供应商那里收取的佣金来计算。唯品会符合按照总额来计算营业收入的标准:唯品会是销售安排的主要义务人,承担仓储以及物流配送过程中的损失风险,拥有自由定价的权利,拥有自主选择供应商的权利,承担购物过程中的信用风险,这些都表明唯品会是符合总额确认销售收入条件的。

  “这主要取决于在交易安排中,对相关货物,唯品会是采取买断的方式还是代理的方式。”有业内人士分析,在全额法下,唯品会可以将从客户收取的总价款作为自己的销售收入,而将需要付给供应商的金额作为成本;而在净额法下,唯品会只能将从客户收取的总价款扣减掉需要付给供应商的金额之后的差额作为收入,简单的理解就是只能将毛利作为收入。

  那么,问题就来了,唯品会的模式到底算不算寄售呢?通常来说,一般意义上的寄售往往是天猫或淘宝的模式,商家在平台上销售并自行定价,消费者付费给商家,平台只是在出现商品质量及退换货的问题上起到一个托管的责任,时间到期则会划账给商家,平台收入是平台的服务费或销售分成或者其他广告收入。

  反观唯品会的模式,供应商只有供货义务,虽然有指导价,但定价最终由唯品会决定,消费者也是付费给唯品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唯品会的模式与一般的“寄售”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别。

  引发新的法律命题

  不过,问题在于,唯品会及其高管曾经公开承认公司的业务属于寄售性质,这也恰恰是本次证券集体诉讼中原告提出欺诈诉讼的重要背景。

  “因为唯品会及其高管曾经公开承认公司的业务属于寄售性质(也就是说,不属于买断性质),据此,(我们)认为唯品会对对其收入确认方法不符合美国会计准则是知情的,所以属于欺诈。”在长达22页的诉讼中,原告如是表述。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收入确认事关上市公司的估值,唯品会当年在美上市之时,华尔街投资人和分析师们应该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在唯品会的上市路演中,对于这一问题也应该会有清楚的解答。可惜的是,记者未能获取与此有关的更为详细的信息。

  来自法律界的人士则表示,“美国的证券诉讼很多时候并不关注企业的商业模式,而是更关注企业在信息披露的形式和程序上的问题,比如是否存在隐瞒或虚假的陈述,唯品会如果公开承认其业务属于寄售性质,也就没有隐瞒这方面信息,同时,由于唯品会已经公开披露了其收入确认方法(并没有隐瞒),因此,即使(假设)全额法的收入确认方式确实违背了公认会计准则,那么欺诈也不存在,即便假设成立,也只能是属于会计错误。”

  更何况,这种假设仍然有待进一步的辩论,由于唯品会游走于“寄售”与“买断”之间的“特卖”模式其实是互联网时代更好地发挥供应商与电商优势的一种互补组合,对这一商业模式在收入确认方法等会计准则问题上的界定还有待厘清。

  来自电商行业的人士就表示,“做空者目前仍然缺乏对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深层理解,只是基于利益冲动,使用一些公开和非公开的信息进行所谓的逻辑分析和推理,进而抛出对公司质疑的报告,很多时候却显得逻辑混乱。而事实上,互联网电商将是一个基于满足用户最大化需求而不断创新的模式,在这方面,很多规则和准则有待通过博弈进一步澄清。”

  显然,伴随更多的中国互联网电商企业赴美上市,从近一两年内诸多垂直电商企业所获得的高达亿元以上的融资来看,未来中概股在美国的上市仍然会继续,在这种情况下,对新兴商业模式所引发会计准则上的收入确认方法上的冲突仍然不可避免。

  中概股的“成年礼”?

  值得注意的是,遭遇做空已经成为中概股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成年礼”:从2010年开始,大量中概股都曾有过被做空的经历,然后成为多家律师事务所证券集体诉讼被告的经历。

  事实上,这与美国资本市场的治理机制有关,由于行政监管力量有限,做空机制成为监管层保护中小投资者的重要市场手段,而一家企业要想变得更加成熟,也必然要经历这样的考验。

  就在不久前,聚美优品也曾遭遇做空者以涉嫌信息披露不充分为理由提起的欺诈调查。

  数据显示,上一轮大规模做空中概股的高峰期是在2011年,当时被业内称为“屠鲸行动”。在那场猎杀行动中,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市值蒸发近210多亿美元。

  不过,也有很多企业在做空背景之下,股价轻微受挫之后反而上涨的。最终的结果,完全取决于企业是否掌握了美国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

  唯品会副总裁冯佳路就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做空和被诉讼是美国资本市场完善、成熟机制的体现,是任何一家美国上市企业变得成熟的必要经历。做空机构一切以牟利为目的,不高尚,也谈不上卑鄙。同理,‘被做空’‘起诉’不代表企业有问题,淡定面对就是了。”

  在冯佳路看来,“对于做空机构而言,要么做空成功而顺利获利,要么做空失败而联合律所发起集体诉讼,这在美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产业链。而纵观美国一些做空机构发起的集体诉讼,也不乏耗时几年或提不出更多证据最终不了了之的。”

  美富律师事务所的法律专家Geoff Sant就表示,美国的诉讼赔偿费已经在过去的15年中上升了5倍,律师可以获得最高达50%的诉讼索赔金额作为丰厚的回报。这也恰恰是中概股近两年再次频频被做空的重要背景。

  Geoff Sant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十几年前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很少被控告,而且当时很多律师事务所也不愿意接手中国的案子,这是因为大家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实力薄弱,没有能力支付赔偿金。但现在随着中概股企业在美国市场的业绩飘红,针对中概股企业的诉讼案自然“水涨船高”。

  对于这类现象,李开复就曾联合60多位企业高管、投资者与企业家发表公开信,谴责美国做空机构对一些中国概念股公司的谣言中伤。华兴资本CEO包凡还说:“做空机构做空已经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步,甚至还瞄上了一些优质公司。”

  近年来,美国律所与做空机构配合,起诉的中国企业涉及中石油、新东方、分众传媒等多家知名企业,其中集体诉讼居多。这些案件的最终结果,多以和解或尚不明确告终。

  对于做空机构的指控,“公司一切运营正常,投资者和近期各大投行对唯品会股票的‘增持’评级就是最好的说明。”冯佳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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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向阿里敞开大门 或致众多企业回“本土”

港交所向阿里敞开大门 或致众多企业回“本土”

   外媒称,香港交易所已经向电商阿里巴巴集团在香港上市敞开大门。具体做法就是重新开始就有争议的双重股权问题展开讨论。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6月20日报道,港交所6月19日表示,将重新研究当前禁止内地公司把香港作为第二上市地的做法。此举可能会允许阿里巴巴、百度和京东等在纽约上市的集团通过第二上市的方法回到“本土”。

港交所还说,对它2014年发布的一份文件的反馈鼓励它考虑采取纽约式的规则,即允许一小群股东享有公司的领导权,而不必持有与投票权相称的股份。

如果港交所把这些改变纳入将在几个月后提出的下一套建议中,那么将等于与严格的“一股一票”原则决裂。正是这一原则导致香港失去了承载阿里巴巴创纪录的250亿美元上市规模的机会。

6月早些时候,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一次讲话中明确表示,上市规则是该公司2014年决定选择在纽约上市的首要考虑因素。他说:“为什么选在美国?因为我们被香港拒绝了。我最优先考虑的是香港。”

纽约的规则允许包括脸书网站和谷歌公司在内的若干大型技术集团采用多重股权结构,从而使它们的创始人能够在筹资的同时维持对公司的掌控。

塔斯社6月19日报道,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透露,该公司或将于2016年宣布在俄罗斯市场开展交易。他说:“我公司正与各类伙伴洽谈合作意向,期望明年就能有消息宣布。”

马云强调,公司对物流、电子商务和电子支付系统领域的伙伴感兴趣,“我们认为,任何俄罗斯伙伴都希望将支付宝引入该国,我们将助其更加成功。”

此外,俄通信和大众传媒部长尼古拉・尼基福罗夫与马云讨论了在软件领域合作的可能性。部长表示,阿里不光是电子商务市场的玩家,就从威士卡和万事达卡的转账规模而言,阿里的支付系统也具有竞争力。

尼基福罗夫还认为,阿里扩大在俄业务的愿望给俄中小企业提供了在这个平台向中国乃至全球客户供应商品的巨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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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创业被指虚火高烧:烧出来的伪需求

O2O,互联网当下最热门的领域,不只是阿里腾讯百度的必争之地,也是每一个创业者开门纳客的挚爱,投资人、程序员、商务专员、营销大师……所有的人和所有的钱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但也有另一种声音――“这些很热门的词其实是在虚张声势,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硅谷“创投之父”彼得・蒂尔这样看待中国O2O的火爆,“如果创业者把自己的公司贴上O2O之类的热词做标签,我在投资时会持谨慎态度”。

现状:垄断,还是垄断

O2O,即Online To Offline,线上到线下,讲究实体经济与互联网的融合,团购是这一理念的先行者。而在创业浪潮中,更常见的分类方式是横向的,比如餐饮O2O、汽车O2O、美业O2O……可以说只要从业者想,没有拿不出的O2O帽子。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餐饮外卖、汽车类企业为创业者最常选择的类目,其中餐饮类O2O企业约有140家,汽车类O2O超过130家。见者有份儿也意味着竞争惨烈。据知名第三方互联网调研机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全年订单规模达到3.76亿单,规模惊人,但百度外卖、美团外卖和淘点点依靠覆盖城市数量的规模优势成为外卖市场的绝对领先者。美团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31日,美团外卖市场份额已达50%,日订单量突破220万单。

在这一背景下,记者发现,今年以来,餐饮类O2O鲜有融资案例,外卖类更甚,垄断效应已现。实际上,从资本的维度讲,垄断趋势也在加强,以BAT为首的巨头也已开始搭建O2O集中化入口。据不完全统计,腾讯去年在O2O领域的投资超过25亿美元,投资范围包含本地生活服务、打车应用、医疗和电商等;以技术见长的百度则在近期提出要做链接3600行的通用平台,其副总裁李明远首次详谈百度O2O战略。

问题:烧出的伪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O2O新模式不断涌现、新公司前仆后继,但这些从业者占领市场的打法却出奇的一致:补贴、补贴、再补贴。

记者了解到,5月底河狸家豪掷1亿元于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成都和广州的用户。而给用户补贴几乎已成河狸家的常态。同样的战术也发生在其他行业,比如今年3月的家教O2O和电影O2O领域。

金沙江创业投资合伙人朱啸虎认为,今年检验O2O项目能否活下来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怎样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也能把用户规模做起来”。

事实上,很多企业目前仅是通过“补贴”这样的营销行为来拔高用户的需求,即这些服务本身并非高频服务,如果把补贴撤销,很多所谓的O2O商业模式并不成立。朱啸虎举例称,同样是汽车类O2O,代驾类和P2P租车市场就存在市场规模过小和使用频次过低的问题,这样的公司在兜售概念之后,今年会活得非常艰难。

梅花天使基金创始合伙人吴世春对此表示认同。在他看来,O2O企业的首单量跟整个订单量的比率非常重要。一般而言,O2O的首单通常都是补贴获得,烧钱烧出来的量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某个区域在一个月内首单量与总订单量之比高于50%,那一定是很烧钱的,意味着未来还要花很多精力获取新用户,是不可持续的。”

趋势:资本?关门!

当理性思考开始付诸O2O商业模式和市场策略,资本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个炒得过火的市场。尽管每月仍有不少O2O融资消息曝出,但是投资者已经开始保持克制。

吴世春坦言,去年投资O2O领域还有一些机会,但今年风口在慢慢地关闭。河狸家创始人孟醒近期也多次表示,O2O初创公司的风口期已经过去。在他看来,O2O初创企业的黄金发展期是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到2015年初,到现在风口期已经过去。“你能想象的任何一个领域,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人从事甚至已经拿到钱了。今年下半年开始,O2O行业的死亡名单会越拉越长,市场已经开始进入淘汰赛阶段。”

当然,资本并不是拒绝所有的O2O项目,据不完全统计,今年5月整个O2O行业融资总额为35.3亿元,其中汽车类O2O融资数据占比超过50%。

从行业分布来看,汽车后市场类O2O企业融资案例不在少数,车女婿、怡驾以及车点点等均获得资本青睐,其中怡驾A轮融资更是达到1亿元。据悉,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5月底,累计近2亿美元流入汽车后市场O2O行业。

吴世春则指出,其仍然看好O2O三大投资机会:第一,中产阶层消费升级的机会。第二,移动互联网改造的机会。第三,中国产品和模式全优化的机会。但朱啸虎则更看重平台性业务,不看好上门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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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互掐”进化的互联网企业该醒了

靠“互掐”进化的互联网企业该醒了

  6月10日至6月17日这8天,小米和乐视就电视业务展开了四轮互掐大战,唇枪舌战互攻其短,彼此难堪却赚足眼球。首先“开战”的是小米雷军,携公证文件称小米电视内容是乐视的2倍,并称乐视电视涉嫌违规等,乐视随之高调回应。在大波中国企业杀入低价手机阵营,行业处于滞涨地带之时,小米寻求新的战略制高点―客厅市场商机,也是应有之义,但其以攻讦对手为发端实不可取。

  而近年来类似的戏码曾不断上演:360和腾讯的“3Q大战”、马云和刘强东的对阵、网易丁磊与陌陌唐岩、小米与魅族……你方唱罢我登场,累坏了观众,红火了微博微信,网民视之为“撕逼”,也被不少互联网企业视为一种营销或者生存的手段。然而,企业界也有不浮躁的,我们很少见到传统企业如柳传志、张瑞敏、周厚健、李东升等会逞口舌之快,成为互掐的主角之一,或许因为这与他们理解和信奉的商道精神相违背。

  诚然,作为后起之秀的互联网企业,没有大厂房与生产线,较之传统企业危机意识更强烈,百度掌门人李彦宏就曾说过“百度离破产永远只有30天”,互联网“唯快不破”的生产密码,折射出其竞争的残酷性―错一步或慢一步,就意味着失败。

  在前述互掐的主角中,小米乐视互称对方违反 《不正当竞争法》,并保留法律追究权利。随着新经济形态的迅速演进,1993年实施的该法对一些现象早已鞭长莫及。法律滞后加之违法成本偏低也使得这些企业大打“擦边球”。而大部分互联网企业也适应了这种炒作+互掐的营销和生存氛围,一些一战成名,一些灭掉了观战的对手,一些直接拉开了与对手之间的距离。

  可见,无论大家喜欢与否,互掐与好斗似乎一直是很多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生存现实,而且还将持续。你可以说他们互秀下限,够毒、够损,但必须看到其中也有合理性。就在“撕逼”频发的这些年,中国互联网O2O的各种新商业模式风起云涌,移动互联网应用的不少领域已经弯道超车。而整个商业社会的进程也因互联网鲶鱼的搅局而不断 “快步快跑”。

  比如小米常说的 “不服来跑个分”,这种“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打法也已经被互联网环境下成长的青年一代所接受,虽然一些企业的举措有时未免言过其实、盲目自信。对于和乐视的争斗,小米副总裁、小米电视负责人王川就对经济观察报说:“你有问题不让说吗?不让大家监督吗?”

  不过,凡事过犹不及,当以营销见长的互联网企业取得了暂时的领先,并自认为走在通往辉煌道路上之时,风险正在降临。三星的迅速衰落证明:“不知道自己为何成功,或者自己都相信了错误的成功理由时,是非常危险的。”这话也同样适用于三星以外的其他企业。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如正《商道》一书所说“做生意不是赚取金钱而是赚取人心”,靠炒作与低价聚合的粉丝,并不能支撑一家企业走得更远,打造真正让人尖叫的产品并踏实地做好自身经营,在任何时代都是王道。这一点上,传统企业的确有很多值得互联网企业学习和借鉴的,而占据舆论高点的互联网企业本就应该承担更多建设良好商业环境的责任。

  而从长远看,等到羽翼丰满时,中国企业不能仅限于做 “小池塘里的大鱼”,还要“走出去”,企业间将由竞争走向竞合,协作与融合将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主旋律。毕竟,企业的境界和视野,与企业的产品,都同样决定着企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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