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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节期间最吸引眼球的要算“微信红包”，尤其是微信朋友圈的“抢红包”以势不可挡之势，掀起一阵又一阵的互联网社交金融支付的波澜。在“微信红包”改变传统风俗的同时，互联网公司也让数亿用户十足地体验了线上互联网社交圈中移动支付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同时也使众多商家通过这一新媒体的传播途径体验了“微信红包”营销的魅力。然而，当我们在给“微信红包”点赞的同时，也不得不关注由“微信红包”引发的安全和法律问题。

“微信红包”不仅仅是支付

微信红包是腾讯旗下产品微信于2014年春节期间推出的一款应用软件，其最初的功能可以实现发红包、查收发记录和提现，去年的微信红包基本上是社交用户之间的自娱自乐。与去年不同的是，2015年春节的“微信红包”融进了很多品牌厂商，是集社交支付、娱乐、营销和传播为一体的新型集成社交商业模式。尤其是与央视春晚的联手，可谓达到了腾讯推广微信支付和商家微营销的顶峰。根据微信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除夕当日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10.1亿次，春晚微信摇一摇互动总量达110亿次,全球185个国家都有人参与春晚微信摇一摇，仅除夕当天，微信联合京东、泰康、微店等品牌商家共发出了5亿元现金红包。

可见，微信红包与支付宝最大的区别在于，微信红包是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一种互联网社交金融模式，其功能不仅仅是第三方支付，其最大的看点是新媒体时代各大厂商以微信红包为手段实施的移动互联网社交营销，也是以互联网手段实现收受礼金的有效途径。

　互联网支付仍处于野蛮生长阶段

互联网金融的实质是互联网技术与金融核心功能的融合，其主要是：支付、融资、投资理财、风险管理。微信红包属于互联网金融的支付功能，目前的支付形式主要是互联网支付和手机支付，将来还会有许多新型的多种交互模式的支付技术，如二维码、指纹、声纹、身份证、蓝牙等。但短期仍然是以移动互联网支付为主。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支付领域仍然处在野蛮生长阶段，比如信用体系尚未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无法律依据、行业标准缺失、监管严重缺位等。

目前，仅互联网支付领域的竞争也颇为激烈，腾讯与阿里之间围绕互联网支付明争暗斗，不断上演攻防大战。2015春节期间，各路“微信红包”满天飞。腾讯首次采用“双引擎驱动战略”：一方面微信在线上线下进行造势；另一方面，手机QQ也首次加入红包大战。面对“微信红包”，支付宝钱包的“新春红包”增加了分享到微信和QQ的功能，受到用户欢迎。然而，就在用户为微信支付与支付宝钱包融合互通称赞之际，2月2日晚10时左右，人们突然发现支付宝红包已经完全被微信封杀，点击“发微信好友”后显示“无法分享到微信”，这样给用户的互联网支付体验带来了极大不便。腾讯对此的解释是：“近期微信收到用户举报，很大一部分涉及假货售卖、虚假红包、欺诈等违规行为的源头都来自于少数第三方平台的链接分享。腾讯公众平台近期将对违规的第三方平台行为进行逐步整治。” 可见，互联网支付领域仍然是没有规则的丛林式竞争。

“微信红包”引发的几个法律问题

微信红包的核心不在于微信本身，而在于在于“红包”。传统意义上的“红包”主要是在春节期间由家长或长辈用红纸包裹派给自己的孩子或晚辈的压岁钱，表示把新的一年的祝福和好运带给他们。现代意义上的“红包”已经有多重含义，有的已涉及法律风险，比如医生收“红包”就应该纳入商业贿赂处理范畴。因此，“微信红包”背后的法律风险问题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首先，要警惕“微信红包”的贿赂风险问题。

“微信红包”的核心是收发微信红包必须绑定银行卡。据腾讯初步统计，仅除夕当天绑定的银行卡就超过了2亿张。而在绑定银行卡以后，消费者就可以利用微信支付“我的钱包”进行各种消费，如买机票火车票、滴滴打车、网上购物、信用卡还款等。此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没有被统计，即“微信红包”的“送礼”功能。

实际上，“微信红包”就是“电子红包”，最早是由银行推出的一项业务，后来被引入第三方支付和电子商务领域。电子红包与传统红包最大的区别在于，电子红包不需要与接收人见面，也无须征得对方同意即可发出。发放电子红包的金额可大可小，也可以多次发放。因此，电子红包不仅是现金的馈赠方式，也是各种商业组织促销的最佳手段。但是电子红包具有“附赠”行为的性质，即通过向消费者无偿提供一定数量的红包现金，用来引诱消费者与之发生交易，特别是“电子红包”没有实物让人看见，基本上做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他人谁也不知。因此“电子红包”也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实施商业贿赂的最好方式，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依法予以规制。

其次，“微信红包”沉淀资金和利息归属应当引起关注。

从表面上看，“微信红包”更多是一种互联网社交行为，不是一种经济行为。然而，在这种互联网社交金融行为背后，“微信红包”却创造了数十亿元的现金流，众多没有被领取的红包以及没有被提现的红包，都将使微信积累了大量的沉淀资金。从流程及微信支付说明来看，“微信红包”本质上仍然是基于腾讯旗下第三方支付平台财付通开发的操作程序。第三方支付中的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及其法律性质，目前在法律上尚未做出明确的界定。

从第三方支付业务本身看，第三方支付平台只是提供了一项支付服务，但是这个平台却聚集了大量资金，已经具备了商业银行储蓄的性质，但是却又不受相关商业银行法律法规的规制，用户资金的时间价值（利息）成为其主要的利润来源。

关于“微信红包”沉淀资金及其利息的归属问题，属于基本的金融业务范畴，是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平台都存在的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沉淀资金本身归属于客户，由支付机构保管，根据客户的支付指令进行操作。笔者认为，关于“微信红包”的利息归属问题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在转账制作红包到红包接受者接受红包前这段时间所沉淀资金产生的利息，应当属于发放者；在红包到达接受者的账户，且在接受者提现前这段时间沉淀资金所产生的利息，应当属于接受者。

建议国家尽快修改商业银行基本法，增加有关互联网金融安全、准入、交易、认证、监管、退出、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法律责任等规定，尤其是要规制网络支付安全给互联网金融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同时要提高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违法成本。

另外，“微信红包”涉及用户的信息安全问题。

“微信红包”必须与银行卡绑定之后才能实现其应有的功能，但是“微信红包”一旦与用户的信用卡绑定就不再只是社交游戏了，而包含了个人手机号、银行卡号、密码等敏感信息。最近，笔者发现有几款所谓的抢微信红包的外挂软件，比如有一款名为“关云藏”的抢红包外挂软件，该软件的安装界面中自称通过了360安全认证。下载安装后，软件会提醒用户，将收集手机中的所有文本，包括个人信用卡号、手机交互数据等信息。有些网友反映，其收到朋友发来的链接，点开后竟然能看到对方手机里收发红包和提现的全部记录，甚至包括银行卡尾号和姓名等。

建议“微信红包”经营者应当从网络安全的战略出发，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和手段，严禁泄露用户的个人信息。对此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安全，防止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信息泄露、丢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微信红包”作为一款互联网支付产品，经营者必须采取严格的安全手段和措施确保用户的信息安全，如果因为技术漏洞泄露用户信息，给用户造成损失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最后，关于“微信红包”的涉税问题。

关于收受“微信红包”是否缴纳所得税的问题，这有两种情况，需要分别对待：首先，亲朋好友之间通过微信社交发红包，且金额也不大，是互相赠予，按照目前的税法不涉及个人所得税问题；其次，如果企业明确表示通过“微信红包”形式，对用户或潜在客户的附赠行为，或通过“微信红包”奖励成绩突出的员工以及通过“微信红包”形式向员工发放奖金等福利，就应按累计数额缴纳个人所得税。因为企业上述红包的发放，对方收受红包这一行为则属于偶然所得，应该按照20%的税率缴纳税款。

我国税法规定，取得偶然所得的个人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应依法纳税；向个人支付偶然所得的单位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不论在何地兑奖或颁奖，偶然所得应纳的个人所得税一律由支付单位扣缴。偶然所得以收入金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纳税率以20%计算。对于大家常说的1万元的起征点，是专指个人购买福利、体育彩票（奖券）一次中奖收入不超过1万元（含1万元）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一次中奖收入超过1万元的，应按税法规定全额征税。

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不能突破法律底线

互联网金融是创新的产物，既然是创新，就肯定会有失误和风险。对创新导致的失误和风险我们要有包容的态度，但是这种包容决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互联网金融本身并不神秘，本质上还是金融，只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思想和业务模式，让金融交易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既然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就是金融，它同样具有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合规性、风险性、外部性、公共性、监管谨慎性等基本的金融特征，并且这些特征是无论运用何种先进技术都无法改变。因此，对于互联网金融而言，首先应当运用法治的思维审视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问题，其次才是以互联网的思维去创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模式。

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互联网金融一定是在合规有序、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健康发展，同时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一定要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和服务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而不是远离实体经济和消费者的需求。若无边界地去凭空设计和创造，那会背离金融创新的基本准则。特别是打着“互联网金融创新”旗号无规则的发展和丛林式的竞争，均违背创新的基本准则。过度的互联网金融创新是一种潜在的金融法律风险，任何突破法律底线的创新必须依法予以矫正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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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叫做MaGIC，在最近一段时间突然就火了起来。用一句让人听烦了的话来说，它就是所有产品领域的Uber，你想要什么东西，它都能帮你弄到。不过它背后没有复杂的算法，有的只是一群使用任何方式提供服务的人。

你要做的只是告诉一个号码自己的需求，如一个晚餐汉堡，某场比赛的四张门票，或者自行车部件，它甚至还能帮你买辆车。

在某种意义上说，Magic都不能算一个公司，它只是Mike Chen和同事们做的一个试验品。

　　第一单是“鸡肉炒饭”

Chen是初创公司Bettir的CEO，这是一款提供个性化训练服务的公司，它能与用户交流，教导血压一类的健康信息。在开发后端系统的过程中，Chen和同事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仅通过短信能做什么事?如果用户只用下命令，如“我要个披萨”，“我要预订某家餐厅”，不用关注办事的过程呢?中间过程是其它人的工作了。

然后Chen注册了一个号码。第一个订单来自同事的试验，一个人给号码发信息说，“我要鸡肉炒饭”，由另一同事送货，并计算产生的费用。

整个过程很顺利，然后他将号码发给了几个朋友，让他们使用，后来又建了个网站，做了一些用户调查，让服务变成真正的产品。上周六，他的网站出现在了Product Hunt上，被Hacker News报道，用户由30个人一下变成了数千人。

Chen团队的成员最初都来自公司员工的朋友和家人，由他们回应服务请求。现在只有10到20个人，不过Chen说很可能还有更多人。之所以说是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只用手机联系。

连线杂志的记者测试了Magic的服务，他花了26美元用该服务订了些巧克力饼干，但买的东西一直没到，而钱也没退回。这样看来，Magic的服务还不够成熟。不过，他又尝试了一次在Magic上买一辆大众捷达汽车，这次公司的人询问的很仔细，以至于记者担心他们是真要买一辆汽车，然后取消了订单。

Magic的员工将自己称为魔术师，而他们的目标就是能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当然，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人们会想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而Chen说道，他们“不会告诉你说你不应该要这些东西，而是将一切变成可能”。

　　所有领域的Uber

对Magic来说，幸运的是多数人想要的都属正常，比如食物，而不是一些非法的东西。但正如连线杂志记者指出的，Magic很难称得上让人满意，因为记者下了好几次订单，都无疾而终。虽然Chen表示多数用户都有不错的体验，但他们的响应也随着订单的增多变得愈来愈慢。即使有食物预订，家政服务预订类应用的帮助，Magic想变成所有领域的Uber，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Magic的商业模式也很简单：用户支付额外的服务费，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它会在服务开始前就收取费用，费用包括产品费和所花费的精力与时间成本。而且用户一般不能讲价。

这种模式可以奏效，Chen表示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支付额外的费用，以得到想要的。不过目前他们还没有一个完善的收费标准，每一单都由人工操作，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不过Chen将一切都赌在了Magic上，他明白自己赶上了机遇，想将Magic带上正确的轨道上。目前，他需要想出如何扩大规模，如何将订单自动化，如何找到更多合适的员工，如何用技术颠覆整个行业。如果这一过程听起来很熟悉，没错，这就是Uber走过的路。

(via w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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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过年气氛仿佛都融入了热闹的微信群中。微信抢红包热潮过后，也传来了一些争议之声。

有网友表示，微信红包推远了长辈与儿孙之间的关系;还有网友担忧，类似微信红包的互联网金融打钱方式，是否会成为新的隐蔽行贿手段;更有专家表示，“红包接龙”与“网络赌博”之间仅有一步之遥。而上下级之间微信发红包是否违规、抢到的红包钱是否应纳税等问题，也是争议的焦点所在。

唉!

距离拉近还是推远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正方：

　　“潜水者”纷纷被炸出

“尽管一共花不了多少钱，但也算是个有意思的游戏。”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他和朋友的聚会中，就采用了微信发红包调节气氛的方式。他认为，这种方式相对于过去在酒桌上纯喝酒、纯吃肉，多了些娱乐性，而且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其中。就算是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人，也会加入到热闹的气氛中。

市民孔先生表示，今年他在高中同学群中找到了新的聊天方式，就是扔“深水炸弹”――微信红包。红包一扔出之后，就会有不少“潜伏”的同学“浮出水面”抢红包。他认为，微信红包客观上让他与朋友多了更多的话题，也减少了陌生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反方：

　　发完红包被踢出群很受伤

然而，市民黎女士却感觉到，因为微信红包，她和下一辈之间的关系似乎被推远了。

她说，过年期间，家里的晚辈们平时一起聊天的“兄弟姐妹”群里，拉入了一批长辈进入群中，她“有幸”成为长辈组的其中一员。他们作为长辈的“工作”也很简单，就是接受晚辈们的“拜年”后，被要求“发红包”。

她表示，这种方式其实是不错的，既能够省去奔波的辛苦，又能够感受到晚辈们的敬意，发起压岁钱来也方便许多。但过完年之后，由于长辈们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群主就把她和其他长辈从群里给“踢”了出来，这让她与晚辈之间的感觉又疏远了。“反而不如以往当面给红包更有亲切感。”

微信抢红包到底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是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再次推远?对此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武汉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运清告诉记者，微信抢红包只不过是一种新科技手段下的一种“方式”，不能评价其到底是好还是坏。他说，每一种新科技手段总会带来一种生活的“变革”。他自己今年也利用微信红包功能给自己的晚辈们发了压岁钱，在他看来，似乎是拉近了一些距离，而且他和晚辈之间也能够享受这种高科技手段带来的快乐。

他强调说，人们在使用高科技手段时能够带来快乐固然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因为没有带来快乐或不快乐就全盘否定高科技的作用。“不要用好坏去评价一种新事物的出现”。

　咦?

　　险成赌博?

　　有此一说!

“我觉得，原本是移动社交和娱乐相结合产物的‘抢红包’，经由一些人不断创新玩法，似乎让‘抢红包’滑向了一种新型‘网瘾’。”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语出惊人地表示，在红包接龙的几种玩法中，所有参与者都可能涉嫌聚众赌博或赌博罪，“红包接龙”与“网络赌博”之间，仅有一步之遥。李俊慧称，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是认定的关键。组织者或参与者是否有“获取数额较大的金钱或者其他财物”的想法或目的，是是否构成赌博罪的核心。如果有组织者自出资金发起每轮拼手气红包且参与每轮手气最佳红包分配(固定抽头渔利)，可能涉嫌“开设赌场”。

嗯?

　　应否交税?传统红包交没交过?

“微信红包”涉及资金转移，接受资金的一方是否存在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也引来热议。

互联网金融从业者李明撰文称：“微信红包”所得具有较大偶然性，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偶然所得税率为20%。然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偶然所得是指“个人得奖、中奖、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单次不超过200元的“微信红包”与之并不具有可比性。此外，由于该项资金转移被冠以“红包”之名，就不再只是单纯的资金转移，而是具有浓厚的民俗色彩的行为。

李明表示，对于民间红包赠与，我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收税，对民间习俗采取的是容忍态度。但“微信红包”的参与人群范围更广，与传统的亲属间红包赠与行为也有一定差别，因此其法律地位仍需明确。

李明同时表示，沉淀资金及其利息归属是第三方支付平台都存在的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沉淀资金本身归属于客户，由支付机构保管，根据客户的支付指令进行操作。具体到“微信红包”中，在转账制作红包到红包接受者接受红包前，资金属于发放者;在红包被接受到接受者提现前，资金属于接受者。

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支付机构应当按季计提风险准备金，存放在备付金存管银行或其授权分支机构开立的风险准备金专用存款账户。风险准备金按照所有备付金银行账户利息总额的一定比例计提。尽管没有明确规定利息归属，但这意味着监管机构默认沉淀资金利息在提取风险准备金后，其余可以归于支付机构。对此学界依然存在较大争议。从基本法理角度看，该部分资金的利息作为备付金的法定孳息应当归属于用户，上述规则使支付机构获利颇多，但对用户而言则有失公平。

李明表示，具体到“微信红包”，在制作完成到接受者提现期间，总计时长最长为6天。而且使用时间较为集中(春节前及假期)，每次支付金额较小，从制作到发出平均用时较短，可能带来的沉淀资金利息规模较为有限。

哇!

　　用来行贿?

　　没这么傻吧!

微信红包会诞生新的互联网腐败问题吗?在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看来，目前利用微信红包行贿是很不高明的手段。

李永忠说，由于微信红包有上限，所以如果要行贿，相关人员必须多次向单人行贿，但所有的微信红包转账都会有记录，因此用微信行贿，留下的痕迹是很明显的，一查就能发现问题。“微信红包行贿只存在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因为所有的转账都会留下痕迹。”李永忠表示，通过媒体提醒那些现在想利用红包行贿的人很有必要，打下了这剂“预防针”，能让很多人少走歪路。

抢红包

　　手痒

昨日，深圳很多公司上班第一天，按广东当地的风俗领利是，深圳腾讯公司总部一年一度的排队领开工利是，员工在大楼里外排长龙。据腾讯员工介绍，“每年开工的这一天，所有未婚的同事都会向身边已婚的同事和老板们去讨利是，这种传统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温暖和融洽，也让公司的所有高层和员工有一次最近距离的面对面接触。”

　抢红包

　　手残

“开工第一天，就有40多个颈椎病患者来就诊，居然一半以上是手机抢红包惹的祸。”昨日，广医三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胥海斌说起自己新年后首日出诊的“奇遇”，大叹匪夷所思。他说，春节后的确是颈椎病的高发时间段，“但像今年，一个红包就‘放倒这么多颈椎’还是让人哭笑不得。”

医生：一个红包“放倒这么多颈椎”让人哭笑不得

40个颈椎病患者

一半抢红包惹祸

本来就觉得“脖子有些不舒服”的李小姐，从大年三十开始，就以高涨的热情加入了朋友圈的抢红包大战。连续几天，每天都是早上一睁开眼，就机不离手。吃饭、上厕所、坐车，都在“刷”各种微信群。

抢红包：

　　抢得筷子都提不起来

刚开始的两天，李小姐只是觉得脖子有点僵硬，但不是很在意;到了第三、第四天，她开始觉得脖子活动不灵活，肩膀酸痛。谁知越来越严重，到最后，连手指也开始出现或疼痛或麻木的症状。“一点力气都没有，一双筷子也拿不起。”

昨天，她来到广医三院中医科就诊，胥海斌让她照了一个颈椎×光片，发现她的颈椎已出现生理曲度反弓。“这是典型的长时间低头，导致颈椎生理曲度改变从而产生的神经根型颈椎病。”

本来患有比较严重的颈椎病的陈先生，之前经治疗，已经连续1年没有发作了。然而，就是因为春节期间连续3个多小时参与了抢红包的游戏，颈椎病又复发了。“抢完红包，起身抬头时，突然天旋地转，接着就是呕吐，我知道颈椎病又发作了。”他说，“所以，上班第一天就来医院了。”

胥海斌说，春节后的确是颈椎病的高发时间段，主要原因就是长期保持低头的不良姿势对颈椎造成的损伤。颈椎病在患病初期可能只是颈肩部的肌肉酸痛，或上肢肢体偶尔麻木无力，但若不给予重视，不能及时治疗，病情会越来越严重，一些患者会出现头痛、头晕、视力减退、耳鸣、恶心，更严重的患者甚至出现大小便失禁、性功能障碍、四肢瘫痪等症状。他提醒，如果出现头晕、头痛、呕吐、恶心、耳鸣、严重失眠、视力减退、颈痛、肩膀酸痛、手臂无力、手指麻木等症状，一定要到医院排查是不是颈椎病发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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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这5分钟内，电视机前的观众通过二维码扫描进来，就可以享受到价格的优惠。虽然这是一个录播节目，卖家需要在播出时上线来处理进来的人流，但互联网上的效果非常好，让这些店面提升了名气，但是电视台的收视率并不好，做了几期之后停播。

这是近年来电视台一直尝试的“台网联动”，对象从视频网站、电商再到现在的移动互联网、微信红包等等，电视台们迫不及待想搭上“互联网”这艘大船。所以这一届春晚，无论央视还是地方台，全都加入了微信的“摇一摇”的抢红包。

据媒体报道数据，去年微信除夕夜参与红包活动总人数为482万人次，领取到的红包总计超过2000万个，而今年的惊人数据是：微信在春晚宣传抢红包后，5小时就有110亿人次“摇一摇”抢红包，除夕全天微信红包发放总量超过10亿元。

微信能乐开了花，与强势媒体的电视台传播和导流密不可分，微信当然是赚的盆满钵满，微信上的广告商、腾讯系的互联网公司也笑开了花。

可是，电视台呢?

　　1.虚伪的人气

从微信合作的阵势来看，从除夕春晚到初一四个地方台春晚，都铺天盖地的宣传“摇一摇”抢红包，电视机前一家老小全家大小一起摇手机的画面也很热闹。

根据北京电视台春晚晚会披露的数据，大年初一晚会播出同时，通过微信摇一摇参与互动的观众达到700万，微信页面访问1.1亿次，摇一摇980万次，送出滴滴打车红包429万份。

可是，当用户拿起手机专注盯着屏幕摇一摇的时候，有多少人还在关注晚会内容?以往春晚节目虽然品质不如以前，但大片神评论甚至是神吐槽声依然帮春晚刷了存在感，但是大家当槽点都没注意的时候，这内容的影响力也就不复存在了。

以红包为手段，微信和支付宝过去一年多来的厮杀异常激烈，迅速拉新用户、覆盖二三线城市以及培养用户习惯，成为各家争夺焦点。毫无疑问电视台们很好的通过“摇一摇”为微信做了低成本拉新，成为微信的新流量入口，并帮微信搭建新的广告展示平台。

但对于电视台们而言，看似获得了很多新用户，但基本上都是奔着奖品而来，这种流量的商业价值不言而喻，而作为电视台最为重 要的内容却被忽视。

与此同时，这些通过摇一摇使用微信的用户信息，将留存在微信封闭体系内，微信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些用户，并且进行下一步的数据分析营销。 而电视台们又能延续些什么呢?

　　2.被分流的广告商

电视台的经济命脉毫无疑问是广告。

目前而言腾讯的网络广告并非最大的收入来源，但是增长速度非常快。根据腾讯2014年第三季度财报，其网络广告业务营收为24.4亿元，同比增长76%，前三季度总额约56亿元左右。而腾讯总营收则在2013年已经达到604亿元。

至于央视，据相关人士透露，其营收每年虽然达到200亿元，但这几年来几乎没有太大增长，也就在200亿元左右的水平。

至少从目前来看，广告主投向微信的广告并非新预算，微信切走的很可能是电视台的广告预算。这就跟视频网站经常讲的前景一样：广告主在电视台投放的金额，只要视频网站分流一部分，都会是巨大的收入。

按照腾讯网络广告增速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仅广告一项就能追赶央视，更别提利用“台网联动”场景所衍生的增值服务，这些即使电视台能分成，但也绝不会是大头。

你切一块他切一块，最后只能电视台哭了。

对于广告主来说，微信摇一摇的广告效果恐怕也不会太乐观。毕竟用户都是奔着红包而去，金钱的刺激会让他们对其他信息选择性忽视，所以相当一部分用户不会记住品牌。

春节期间网上有一项调查，主题为“昨晚微信红包第1波来袭，你还记得抢到的是谁发的吗?”，调查结果显示，38.3%的人表示没抢到红包，19.5%的用户选择“微信”，13.7%用户表示“忘了/没注意”。事实上当天微信的红包全部来自伊利、陆金所等企业，但是用户更多记住的是微信。

另外微信摇一摇也遭遇到和支付宝一样的吐槽，即用户只喜欢现金，一旦摇到的是券，迎来的很可能就是用户吐槽。如果吐槽成为惯性动作，这些卡券未来又能有多大的转换率?

　　3.没有互动的联动

有个资深电视人曾经评论，“台网联动”其实是一个叫的响而做的虚的词汇。至于其他形式的台网互动今天不去做评价，后续再做深度阐述，但这个评价如果放在今年春晚和微信的合作上显然是最恰当的。

目前，电视台依然是强势媒体，与后起之秀社交网站同样可以覆盖数以亿计的用户，二者需要的是合适的联动方式。

但从今年春晚来看，摇一摇貌似数据惊人，但实际上并未产生任何化学反应，毕竟微信摇一摇带来的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能带动节目讨论的神评论等内容在封闭体系内无法实现传播，连仅有的“反馈内容”渠道都被关闭，春晚很难得知这些参与摇一摇用户的心情和特征。

进一步来说，春晚和微信还是各玩各的，没有任何联动效应，即便用户摇得再嗨，羊年春晚的电视直播收视率却降到28.37%，创下历年新低，春晚的影响力非但没有提升，还被摇掉乃至消解掉了。

对于电视台而言，如何尝试新媒体、新趋势而又不让用户被分流，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至少在与视频网站的竞合关系中，湖南卫视已经率先做出表态：全部实行独播，自己做新媒体，而在《我是歌手》等热门综艺播出时，其视频APP迅速登上下载榜。

其实已经是新媒体的视频网站也很努力，比如做边看剧边购物、边看剧边评论，但这些并不是吸引用户驻留的最终理由，核心杀伤力还是内容。

所以与其尝试追赶潮流，倒不如扎实回到内容影响力上，电视台可以吸取和借鉴互联网的思维和商业模式，但避免将核心资源都拱手让给未来的竞争对手，为微信做嫁衣这件事情，一次就够了，未来可得长点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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